作者:　　　　www.china521.net　　2006-5-2　　阅读次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自从1931年年底被调到上海就很郁闷，此前的太平无事，让他觉得日子很难消磨。而且从1月起雨就下个没完没了，而从广州到上海临时换个地方又没有其他朋友，用他的话是“寒风微雨，无处可游，只好四处消磨”。而妻子还在家里闹着嚷着说住上海不舒服。让他烦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十九路军从1931年10月起，就从未领到分文军饷，蔡廷锴几次找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但让他恼火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从未拖欠。

　　所谓的北上杀敌其实是蒋介石对他认为“不听话”的十九路军的安排。早在1月23日，在得知日本派遣舰队的时候，蒋光鼐断定无论再怎么屈服日本总会有一战，刚出院的蒋光鼐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这个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日军进攻是不是抵抗？二、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这个会上群情激愤，决定保卫上海，也就在当晚的19点，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密令，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且不顾南京政府军政部的警告，明确命令——假使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齐福霖说。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但仍在幕后指挥。1月27日夜里，何应钦给蔡廷锴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务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事。”并命令78师将将防地交给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团接防，并叫十九路军在28日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这个决定是蒋介石在1月27日夜里向何应钦交代的，根据温济深的研究，1月27日晚，在蒋汪密谈2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的合作方案时，何应钦及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打来电话，蒋作此安排。

　　所以1月28日一早，何应钦和吴铁城就兵分两路，何应钦到蔡廷锴那边作慰问，而吴铁城于当日清晨即开始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的行动。下午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全部承诺五项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

　　根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在何应钦的敦促下，28日上午蔡廷锴只好电告十九路军78师师长区寿年，准备下午待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营长李上珍到达上海北站后，即做移防交代。

　　不过交防还是出了问题。李以匡这么回忆:“是日下午16时，何应钦限制下午18时交代完毕。17点左右，宪兵团先遣部队陪同宪兵营长李上珍到闸北个路口视察。此时日军陆战队已经在北四川路、老耙子路等步步逼迫，似有一触即发的模样。区寿年向所属各部询问前线情况及各路工事加强程度，各路官兵纷纷请求决心一拼，不愿交防。区寿年乃以电话向蔡请示并要求于1月29日才交防。蔡廷锴和蒋光鼐商量，下命令当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决定如当夜情况不变，1月29日交防。”也因为这是公然变更蒋何的命令，宪兵营长李上珍气急败坏地赶忙电告吴铁城，但此时，枪声已经响起。

　　“曾经有人说是第十九路军鲁莽，要不完全可以避免淞沪抗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齐福霖说，根据他的研究，上海市府的复文是1月28日下午13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当晚20时半，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为免失却出兵进犯借口，又故意延至当晚11时25分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在仅仅通报吴铁城之后的几分钟，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送达吴铁城的手里没有，盐泽幸一就立即派遣他的海军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日本海军显然急切地想打一仗，证明海军比陆军强。

　　蒋介石的另一个战场

　　但是在1月20日蒋介石的心里，或许同样在这天召开的中常会才是他的主战场。根据当时的京沪总指挥官陈铭枢的回忆录，这一天一早蒋介石和他长年的政敌汪精卫竟然一同亲密地走进了中常会的会场。

　　这是他在12月15日以后第一次回到南京。由于党内元老的力量支持，在那一天举办的联合会议上，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只保留他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成了行政院院长。那一次的辞职，几乎是蒋介石最大的危机。但他辞职那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改组苏、浙、赣、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而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显然他是为了重新夺回权力埋下伏笔。

　　可以说是这样一次国难帮助了蒋介石。军事紧急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蒋介石带着宋子文下台时，还故意拖欠银行界1000万元。1月21日情况告急，四方要求抗战的呼声提高，“孙科政府曾想筹款1000万元，经多方设法也只得300万元，而照中央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陈名枢的回忆录里这么叙述。这件事情逼得刚上台不久的孙科几次提出辞职，最后一个导火索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埋下的。当时孙科的心腹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此时蒋、汪则早在杭州密会就达成协议，1月24日，南京召开中政会议，联合抨击这个方针，致使陈友仁和孙科再一次集体辞职，此时，经蒋汪密谋，蒋又走到台上。

　　28日这一天，蒋介石主持会议，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了以下决议:“一、行政院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而29日的中常会，蒋介石成为以应对日本局势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蒋汪各自取得了交换的条件，“最大的胜利者还是蒋介石，这次策动不仅挤掉了党内的竞争力量，也支配了汪精卫，从此蒋介石由此成了国民党里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

　　“一二八事变”中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正是川岛芳子主要策划的日僧事件点燃“一二八事变”。从清朝王女到日本间谍，传奇性的经历使川岛芳子因此被不断演绎。“姐姐很聪明，但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谁做事。”爱新觉罗·显琦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这么评价她的姐姐。川岛芳子的妹妹爱新觉罗·显琦(又名金默玉)已经87岁了，她现在住在河北廊坊，每年都要到日本去住一阵，她告诉记者，姐姐川岛芳子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女，而她是肃亲王的第十七女，根据日本学者上坂冬子的说法，她和她姐姐长得异常相似。她的姐姐金碧辉之所以成了川岛芳子是因为父亲肃亲王把他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当养女。

　　根据上坂冬子的研究，川岛芳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之后就奉她的情人田中隆吉之命到奉天，投入板垣的指挥之下。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当时的“皇后”婉容接到东北，第二个任务就是到上海协助田中策划“日僧事件”。“姐姐是个充满才情的人，她能说中、日、英三种语言，又能歌善舞，这些使得她成了当时的交际高手。”金默玉说。事实上，日本曾有一个作家村松就以川岛芳子为原型写了《男装丽人》，据这个作家的说，芳子是个扮演男角色的跳舞名手，而且在华尔兹舞的比赛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村松曾经为写作采访有两个月时间和芳子住在一起。据村松描述，“当时芳子的实际生活毫无规律，她每晚都要玩到深夜，第二天不到12点决不起床。当她要醒的时候，女佣人必须悄悄进入她的房间，开始为她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接着再给她放爵士乐。”这样的交际能力使芳子成为日本当时最重要的间谍。在“一二八”时，她因为和国民军队的军官熟识，轻而易举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点炮数。通过舞会的机会，他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口中得知国民政府的许多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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