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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三月的一天晚上，子凌和平时一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晚上有应酬，可能会回来得很晚。我嘱咐他少喝酒，他说知道，然后就挂了电话。
将近九点半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喂了两声，那边终于开了口，是一个外地口音的男人，说着极不标准的普通话，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是吴影大夫吗？"我说，"是，你哪位？"对方很急促地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丈夫现在在珍珠宾馆的816房间，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我的头"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无法思维。但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我很快冷静下来，我先打电话到查号台查询刚才打来的电话号码，不出所料，是路旁的IC电话。我开始拨子凌的手机，通了，但他一直不接。振过七、八次铃后出现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女声：您拨打的用户已启用超级寻呼……再打，依然如此。
当我在珍珠宾馆的大院里一眼看到子凌的车时，腿都软了。我来到总台用尽量舒缓的声音对服务员说："小姐，请你帮我查一下住在816房间的客人是不是叫张子凌？"她面带职业化的笑容将查询结果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站在刺骨的寒风中抬头看着宾馆每一个亮灯和不亮灯的房间，想到自己的丈夫此时此刻正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愤怒的情绪排山倒海地压下来，全身的血液顷刻之间都涌向头部，几乎没加思索，我拨了110。对方一接电话，我迫不及待说道："珍珠宾馆有人在卖淫嫖*，地点可能在816房间。"对方的警员问道："可以肯定吗？"我说："千真万确，不过房间号不能太确定。"
10分钟后，110的警车停在宾馆院内，跳下三个警察，我拦下他们，说明刚才是我报警，我想同他们一起上去。一个年轻的警察伸手将我拦住："您不能上去，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在楼下等了二十多分钟，警察下来说："对不起，您的报警有误，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姓名、年龄和工作单位，我们核实过他们的身份证，不属于卖淫嫖*。"
精神恍惚地回到家中，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十一点半多，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张子凌。他说："今晚我不能回去了，你早点睡吧。"我努力使自己平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事，客人想打通宵麻将，你放心睡吧。"我冷笑了一下，对他说："张子凌，你不用再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也不必跟我解释，我们明天离婚，一了百了。"我挂掉电话，头疼欲裂。明天上午我还有一个手术要做，现在，我必需强迫自己睡觉。
接受手术的病人是一个四十二岁的农村妇女，看得出她很紧张。我的头昏昏沉沉，努力笑着安慰她说："放心，手术很简单，类似的手术我已做过将近三百例，都很成功。"
我为她做的是子宫肌瘤切除，关键的几步很顺利地完成，准备进行缝合前，护士数器械，却发现少了一枚缝合针。结果只好停止缝合，全体人员开始安静而有序地寻找，我的额头和后背开始渗出冷汗。片刻，一个护士伸手指着地上说："在这里，找到了。"我精神一经放松，人一下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内科病房的床上输液。子凌和我们科的一个年轻护士守在旁边，他满脸的焦灼，神情凄惶，我一阵揪心地酸痛，转过头去不看他。护士见我醒来，赶紧说："吴大夫，你放心吧，病人已经醒了，一切都很正常。"我压抑了十几个小时的泪水实在忍不住了，躺在那里泣不成声。
愤怒到极点的情绪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疲惫不堪。回到家后，我冷冷地问："她是谁？我有权知道。"他不说话，空气仿佛已经凝固。我站起来说："算了，我不问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早点把离婚手续办了，希望你能配合我。"
当天晚上，我搬出了我们两人的卧室，住到隔壁的客房。
二十多天后，天气渐渐转暖，当我想再一次催张子凌办离婚手续时，我的婆婆很意外地去世了。年迈的公公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一下变得糊涂了，整天哀哀地哭得像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老人的眼泪更让人心碎。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如果我和子凌离婚，无疑会要了公公的命。
离婚的事我没再提，在别人面前我们努力保持和原来一样，在家我几乎不再跟他讲话。
那件事之后，子凌晚上几乎不出去，一下班就早早回来做饭，然后，看书、看电视。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也不是不想让家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和他好像已经无话可说了。我和他都是讲究婚姻质量的人，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在这样沉闷压抑的气氛里生活，真不知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被雷雨声惊醒，想起厨房的窗户好像没关，就起身下床。没想到，深更半夜子凌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吸烟，他手中的烟在黑影里一亮一亮，我僵在客厅看着他的背影。我曾经发誓要和他厮守到老，无论贫穷与富贵，疼痛与困苦，现在竟然让他黑夜里一个人坐在厨房煎熬，我的心一酸一酸地痛。走过去从背后握住子凌的肩膀，他转过头，我看见他满脸是泪。子凌猛地用双臂箍住我，把脸埋在我胸口。
终于他开口讲起那晚的事："那天晚上我原本和银行里的三男一女四个同事还有两个外单位的人一起在珍珠宾馆的餐厅吃饭，都喝了不少酒。结束时，外单位的人说有事先走了，我们几个同事凑在一处到上面开房打麻将。刚打了还没四圈，其中一个同事接到家里电话说得赶回去，另一个因为和他住在一个社区，所以也随他一起走了。他们临走时说让我送那个女同事回家，就散了。等收拾完我准备送她回家时，她突然说自己肚子疼的厉害，我打算送她去医院，她说是老毛病，躺一下就好。后来我就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没有接水，却坐起来握住我的手。直到前几天，我才确信这是一场阴谋。吴影，副行长的人选定下来了，不是我，就是那晚接到电话说家中有事的人，另一个接了他原来的职务，那个女的这次也被安排到市区储蓄所做所长。我真的很后悔。"
子凌的眼泪透过我单薄的睡衣，热了又凉。和他相识将近二十年，这是第一次，他在我怀里哭得像个无助孩子，他声音沙哑地对我说："吴影，别和我离婚，我不想离开你和女儿。"我的心揪痛成一团。那天晚上，我把子凌送到他的卧室，我没有离开。
人们习惯把重归于好的夫妻比作破镜重圆，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发现其实这样比喻是不确切的，破掉的镜子即使免强粘合，但裂痕犹在。美满的夫妻更像一段完好的骨头，如果不小心断裂，那种疼痛刻骨铭心，一经痊愈弥合，断裂之处较之从前要粗壮牢固许多，曾经的疼痛也随之烟逝。
漫漫人生数十年，有谁能保证自己就没有一次意外？比如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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